他说：“同志们，西安事变以后，全国革命进入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新阶段，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，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矛盾。

我党的发展策略是在抗日旗帜下团结各个阶层、各个团体、各个民族中的进步力量，组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，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最后胜利。

我们必须转变斗争策略，从阶级斗争转变为合作抗日，从分田分地转变为减租减息，从取缔私人企业转变为支持工商发展。

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人都是敌人和我们之间的主要社会力量，是我们团结争取的对象，只要他们不公开反对我党政策，公开投敌叛国就不能像苏区那样公开反对、剥夺、镇压。”

“那我们还是不是共产党？这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背离啊。”胡永宁紧张地问道。

“中国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阶级构成，和欧洲、苏联有很大的区别。

除了贫苦农民工人和投靠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之外，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自耕农、小业主、专业技术人员、开明士绅、民族资产阶级。

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受帝国主义、反动军阀的盘剥与压迫，也有着不同动机的革命愿望，在很多方面是理解同情支持我们的，是我们革命的同盟军。

我们通过求同存异的政策取得他们的支持，就可以壮大我们的力量，削弱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力量，沉重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。

我们不是放弃阶级斗争，而是依靠工农阶级、争取中间阶级、反对剥削阶级，在我党的有力领导下，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组织更多的人参加到民族解放伟大事业中来。”

陈海松看着几个目瞪口呆的老革命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但还是继续说：“此次攻占张掖地区我们不需要在这里建立政权，也不需要发展根据地。

因为华北形势紧张，我军不久肯定会整编为国民革命军，离开这里东去抗日。

河西战略地位突出，蒋介石不会允许我们长期驻扎，宁可多得我们两个师的番号，也不会让我们建立起连接新疆的国际通道。